实际上，这不是安乐死执行者首次陷入这样的漩涡中心。在中国，也曾有一名医生因为“安乐死”而改变人生。
1986年，王明成的母亲夏素确诊肝硬化腹水，疾病带来的疼痛不适让她备受煎熬。王明成是孝顺儿子，看着母亲极端痛苦也十分心痛，因为想替母亲找到解脱，他于是找到了主治医生蒲连升。
在那时，蒲连升不过是一名最普通的医生，面对王明成的恳求，他的内心也非常挣扎。尤其当时国内安乐死并未得到法律认可，一旦执行，意味着踏入法律灰色地带。
然而，蒲连升是最了解夏素文的痛苦，多次思考后，在感情的驱使下最终还是完成了中国首例备受争议的“安乐死”手术。
事件曝光后，蒲连升与王明成同时被卷进法律风暴中，不仅要承受道德审判，更要面临法律严苛审视。虽然最终两人被判无罪，但这段经历仍如同不会愈合的伤痕，永远刻在他们心里。
尤其是蒲连升，自那之后一直背负着复杂情感与沉重道德枷锁。他在后来坦言道：就算有人出价百万，我也不再重复那样的决定。
当初的蒲连升，如今的瑞士胶囊舱事件。可见，“安乐死”的合法化仍然非常遥远。
三、“安乐死”合法化，为什么如此难？
小九常常收到读者的评论：希望安乐死合法。
实际上，我国人大代表也不止一次提出“让安乐死合法”。
早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妇产科学泰斗严仁英和儿科专业泰斗胡亚美就提出了安乐死议案。他们认为与其让绝症病人被病痛折磨，不如让他们合法且安宁的离开。
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广东的32名人大代表再次提出安乐死议案，认为结合目前中国国情应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
2022年，全国人大代表刘贵芳的发言再次让安乐死合法化引发又一轮的热议。刘贵芳认为生和死都是人的权利，安乐死是承认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这是文明的进步。“人有权以安乐死方式结束自己的痛苦”，刘贵芳呼吁中国安乐死合法化，并在合法化的基础上要规范安乐死行为。
那么，为什么安乐死合法化如此艰难呢？
安乐死能满足部分人群的需求，但安乐死所涉及的道德、伦理乃至法律等都不可忽视，因而我国乃至全世界想要安乐死合法化，并非易事。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并不具备让安乐死合法化的客观前提。
要知道，安乐死一旦合法化，就会对部分患者造成选择压力。一旦医护人员、家属建议安乐死，那么患者选择安乐死的自由将受到影响。如何保护患者选择的自由，这是个难题。
其次，生活中真正想要安乐死的人可能也并不多。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胡洋表示，临床上很多癌症晚期或终末期患者的需求是减轻痛苦，延长生存时间，真正想要安乐死的在少数，而家属也会认为主动提出安乐死是“大逆不道”。国人本就忌讳“死”，“好死不如赖活”，大多数病人即使疾病发展到晚期，仍会在全国乃至去国外寻求最后的生的希望。
因此，近些年关于“安乐死”的呼声虽然越来越高，但现实存在的问题依旧不容小觑。而这或许才是安乐死始终难以合法化的根源。
参考资料：
1.《重病女子赴瑞士“安乐死”过程公开，从清醒到离世，仅仅4分钟》.扬子名医团.2021-04-07
2.《“安乐死胶囊舱”首次在瑞士使用！按下按钮，64岁女子5分钟后死亡，相关人员涉嫌协助自杀被捕》.红星新闻.2024-09-25
3.《“人有权结束自己的痛苦”，人大代表：建议安乐死合法化》.每日经济新闻.2022-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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